PART 01 筑梦

在进入拍摄现场的时候，朱一龙很快就捕捉到了一种“熟悉的气息”。布景混合着灯光，在时间里将他过去的记忆重新拧合。他说，电影有时候很神奇，能帮自己回忆起某一时间段的故事。

时间倒回到千禧年前后，武汉青山的那家红旗剧院。朱一龙还是个小学生。

那是他第一次进电影院，看《闪闪的红星》。他还不懂“角色”或“表演”这些词，只记得一个少年眼神里的倔强——筑梦这件事开始和他的生命有了关联。

多年后，《千钧一发》成了他大学时期的另一道分水岭。回想起来，他说印象最深的，是影片里关于命运与缺陷的讨论——所谓的 DNA 缺陷，并不能决定一个人是否完美，也无法定义人生的成败。

那时他还没想到，未来的当下，这部电影里的角色会被自己复刻。他笑着回忆那段学生时代的插曲：“我们班一共九个男孩，四人一间宿舍，我因为姓氏‘Z’的排序在最末，所以被分到了导演系宿舍。”

这也带来一个好处，下铺的同学会拿出那些晦涩的影片，逐帧拉片到深夜。他调侃着说，要是放到现在，花上八个小时看《愤怒的公牛》肯定很难。但那时候，他在一帧一帧缓慢的过程里逐渐吸收，成了他演员的 DNA 被重塑的节点。

在那间宿舍里，他学会了“看”的意义。他说自己现在拍戏时，很多直觉都来自那几年。导演为什么要那样拍？某个镜头是不是有别的意义？久而久之，你的身体就会去记住那些节奏。他相信“放松”不是懈怠，而是一种觉察，是让所有感受重新回到身体的过程。

“我喜欢电影，因为那是个筑梦的过程。它不只是记录现实，而是把梦具体化。”入行的这些年，朱一龙也渐渐理解了“筑梦”的另一层意义。那是技巧与直觉的共存。“我们在学校学的那些技法，很多是为了让你能顺利进入这个行业。比如镜头前的回头、停顿、节奏，帮你在试戏时更快进入状态。”他顿了顿，又补充说，“但当你真的开始创作，你要学会摒弃那些‘正确’的方式。因为每个情绪都不一样，表演没有一种固定的模式，得跟着自己的内心走。”

朱一龙喜欢反复看那些能让他沉浸其中的表演。比如《教父》，比如《好家伙》。那些演员的表演近乎本能。“当一个演员完全松弛下来，和角色融为一体，他在镜头前的反应就是最真切的。那种状态很难，但我很羡慕。”他知道，这种理想状态无法强求。“电影是集体创作。你拿到剧本时想象的人物，和拍完之后的角色可能完全不一样。你得让时间去验证——那个角色是不是你理想中的样子。”

或许这就是朱一龙的“螺旋”：从少年影院的光影，到大学宿舍的逐帧胶片，再到片场的觉察与平衡——一圈一圈旋转，又不断回到最初的那个点。筑梦、被梦带走、再亲手把梦造回来。

PART 02 抓手

迈克尔·尼曼为《千钧一发》创作的电影原声在拍摄现场循环播放。

朱一龙站在光影交错的楼梯上，手指轻轻抓着扶栏，神情克制、专注，像在等待某个情绪的落点。如果“筑梦”是他与电影最初的情感连接，那么“抓手”就是他对表演平衡的理解。朱一龙说，真正的表演不是“想什么”，而是“放松到什么程度”。

“当你整个人完全松弛下来，身体自然就会去感受环境、对手演员，还有故事情境。那时候，你已经来不及想任何事情。你所有的反应都是身体在替你完成。”他说，拍戏时他最珍视的，是那种“身体本能的真实反应”。当自己完全进入角色，情绪的流动就不再是预设好的路径，而像呼吸一样自然。“有时候我们会讨论，怎么演哭戏？怎么演压抑？但其实那都不是重点。你只要放松到某个点，情绪就会自己来。”

抓住一个点，借力，然后得以不费力地施力，再松弛下来。朱一龙常常形容拍戏像一场“对重心的寻找”——既要稳，也要轻。“熟练到一定程度之后，那些训练过的东西已经长在身体里了。你不需要刻意使用它，它自然会出现。”

他很少谈理想角色，也不太谈职业规划。“每个作品都该是当下我真正想演的。”他并不是不清楚“安全”的选项——比如那些能稳住口碑、迎合主流市场的题材——只是他更愿意去选择“感兴趣的”，即便结果未知。

“其实你永远没有办法去判断观众的喜好，如果按市场喜好来判断，那我可能当年就不会拍《人生大事》，可能也不会拍《消失的她》。拍了这些就一定会成功吗？我觉得不一定，但至少每个拍的都是自己感兴趣的。”他说这话时语气很轻，却带着一种笃定。

朱一龙并不急着为自己找到一个定义。别人问，你想成为什么样的演员？他笑说：“我不太想被定义成某种类型。因为电影本身就有无数种类型嘛。”在他看来，演员不是去迎合某种潮流，而是在不断变化的世界里，尽可能保持自己的真实感。这大概就是他的“表演之力”——在变化中保持平衡与真实的能力。

封面拍摄那天，他顺着楼梯走到最后一节台阶。按下快门的瞬间，他的手又落在那根栏杆上。抓住栏杆，那是一个极自然的动作，但帮助他完成了1/24秒内的完美一帧。

PART 03 落点

刚过去的十一假期，朱一龙重新拾回了高尔夫这项运动，并产生了新的理解和兴趣。

最开始，他觉得高尔夫略显乏味，没有对抗，一场球下来，时间就这么流逝，总有些可惜。可几场清晨的球局之后，那些被浪费的时间反而在运动中被找了回来。他说，长年的工作习惯，让他忽略了白天的长度，“看电影、看书、看剧本，一到晚上就特别专注。但你长期熬夜，白天的时间其实都浪费掉了。你起得晚，一天就被压缩了。”但打球让他重新认识了时间：被朋友拉着去了球场，从挥完第一杆，到最后结束，一看表才十点多，那种“完成了一件长时间的事，但一天还很长”的满足感，他感到新鲜。

朱一龙还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打球的那四个小时里，他几乎不看手机。视线从近距离的屏幕，换成一望无际的绿色草坪和树影。风从头顶掠过，世界变得温柔且缓慢。

高尔夫和他过去喜欢的运动都不一样。他喜欢篮球，篮球靠对抗，靠瞬间爆发；高尔夫却是一场持续的对话——和自己。“它看似重复，其实每一杆都不一样。你的站位、重心、内心的状态，都会改变结果。上一杆打坏了，你必须让它过去，否则下一杆也会被影响。”

十八个洞，四个小时里，他得不断调整自己的身体。“它让我意识到，你其实是在和自己较劲——你打的不是球，是你自己的专注。”

他的生活也被这种节奏慢慢塑形。平时不拍戏时，他会去公司，和朋友们聊剧本、看电影、交换想法。有时候一场电影看完，大家再一起吃饭聊天，聊创作，也聊生活。“我喜欢这种状态，”朱一龙说，“它没有目的感，但你能感觉到自己在往前走，一点一点。人生其实也是这样。我们都得找到自己的落点。”

PART 04 循环

采访的最后，问题回到了对于表演“完美与不完美”的讨论。

朱一龙沉默了很久，后来坦诚地解释说自己作为演员和作为观众所得到的答案并不相同。

以前者的视角来看，不论是表演和作品，衡量的标尺都不是当下的即时反馈，而需要经过时间的沉淀与验证。现实的一面是，每当回看的时候，他能感受到每部作品所存在的时代性和局限性。“拍的时候，很多镜头前的表演对我而言是完美的。但隔上一段时间，其实就会发现有这样或是那样的问题。”因此，电影和表演端的完美，对于演员来说，稍纵即逝。

可如果将视角放到观众层面。一部几个小时的电影，它承载的故事能让人跟着角色笑，跟着角色哭，这已然足够完美。就像学生时代，他怀着巨大的崇拜和敬意去看的马丁·斯科塞斯、昆汀、北野武的片子。

朱一龙说，如今快节奏的时代，手机、短视频打破了原有的信息壁垒，给电影带来了新的挑战。和周遭朋友见面，大家也有焦虑。但后来，他说自己想明白了，所谓的完美，源头还是得回到内容，去拍那些好的故事，去呈现自己觉得值得的画面。

他无法预知未来人们会如何评价自己，所得所愿，只想留下“演员”这个职业标签 ——“有个演员叫朱一龙，这就足够了。”

人的命运大抵如是，基因编撰完成，给予了一个起点，而随后的前行，则需要人类在努力中自行写就。

在拍摄时，有一帧画面被定格：朱一龙戴着眼镜，一侧的镜片碎裂，另一侧完美无缺。透过镜头，他的眼神坚定异常。如果说 DNA 象征着命运的起始与延续，那么朱一龙的现在与未来，则是要在表演和人生的螺旋之中找到独属于他的交互方式，那不是虚无的完美，而是真实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