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在“他乡作故乡”的时代，

方言作为人在异乡最后的乡愁，

是与生俱来的文化符号，

也是文化传承的另一个重要侧面。 

武汉话也叫“汉腔”，

同“京腔”“粤语”一样，

是江城的一种缩影。这一次，

我们和朱一龙一起回到武汉，

想要探讨蕴含着

武汉人乐观精神的武汉话——

在长江和码头文化下的江湖语言

描摹出了这座江城的个性，伴随着

武汉人成长与生活，也记录着

这个城市的人间烟火。

*以下斜体部分出自江汉大学

武汉语言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周建民著述

“你吓(hé)我，咧跟画一样儿。”穿过竹林掩映的小径，朱一龙与大片波斯菊不期而遇。盛夏，正是万物生长时。这片波斯菊看着纤纤细细的，却开得热烈，珊珊可爱。

朱一龙回到家乡武汉，乡音乡语便都自觉挂在了口头。“你吓(hé)我”是朱一龙常挂嘴边的武汉话，与普通话“你吓我”的语义不同，武汉方言里的“你吓(hé)我”更像是一个语气词，表示吃惊、意外之意，并不作实指，吃到好吃的食物时，也可以说“你吓(hé) 我，咋个咧么好qi”。不熟悉武汉话的人初听会觉着凶，或因武汉人说话嗓门大，语速快，语气也急，总是风风火火的。朱一龙说起武汉话，语音语调都在，却有一股慢条斯理的劲儿。 

朱一龙小时候生活在武汉青山。那原是长江南岸的一座小山，由于上下江岸均为黄壤、沙滩和碎石，过往船只于一片灰黄中，唯见此山独青，故以青山命名。那里是武汉最大的移民区，其中以东北人居多，最初通行的是东北普通话，但与当地语言交融影响，出现了既非纯粹的青山武汉话，又非完全意义上的东北话，而是一种以普通话为主调的“弯管子武汉话”。武汉当地人把喉咙叫“喉咙管”，所谓“弯管子”，即是不甚地道，有点南北杂糅的意思。

武汉分三镇，长江汉水在城中的龟山脚下汇合，将一城分割成三镇：武昌、汉口和汉阳。至于三镇方言间细微的差别，唯有常年生活在武汉的人才可察觉出。

朱一龙相对熟悉的是武昌方言。他小时候，家里不说武汉话；上了初中，家里从青山搬到武昌，只要一下课，不管老师还是学生，相互聊天都用武汉话。一开始，他只能听个大概，没多久，也能和大家打成一片。   

司门口是武昌最繁华的地区，黄鹤楼和长江大桥都离得不远，户部巷、昙华林以及朱一龙熟悉的粮道街都在附近。粮道街的名字源于清代曾在此设粮道署，如今这里声名彰显，多是沾了名校的光。这条不足两公里的东西向老街上，分布着武中、十四中、美院等多所百年老校，南北两侧见缝插针地散落着各类小馆小店，里面坐满了从各处赶来的食客：有人在塑料桌椅间拌着纸碗里的热干面；有人紧盯着那只正在油锅里打滚的面窝；有人杵在门口，心里盘算着即将出锅的那锅豆皮会被分成多少块，又有几块会属于自己。对于朱一龙来说，这里是武昌最有味道的地方，除了食物，还有人情与世事。  

在他上学的那些个早上，年轻人去上班，爹爹、婆婆出门买菜，拎着新鲜的白菜、活蹦乱跳的鱼，还有半个红通通的西瓜。过早的摊子前排起长长短短的队伍，一块钱的面窝、三五块钱的糯米包油条，还有热干面加冰绿豆汤的标配。走在树影婆娑的梧桐树下，暑气便消了大半，“xu服流了”。

一年前的夏天，朱一龙在武汉度过。江城火炉一般的夏天，没有风，空气似乎凝住了，小狗趴在地上，闭眼打盹儿。20世纪50年代，梧桐树被选为行道树在武汉大量种植，如今都已长成恣意而繁盛的样子，又高又透气，枝叶都欢欢喜喜地伸展着，放眼望去，一片青翠郁郁、满眼的绿，用武汉话说，真是“听了头”——“听”读第四声，本为武汉人的麻将术语，指的是和牌在即，在武汉方言里用来比喻非常好、非常完美。

过去两三年，朱一龙参与了《穿过寒冬拥抱你》《武汉，你好吗》等讲述武汉的影视、音乐作品。拉远了一点儿距离再来看这座城市，朱一龙更能体会到“英雄城市”四字后的千钧重量。武汉人太有韧性了，哪怕身上压着千钧巨石，也能弯着腰憋着股劲把事干好。       

朱一龙记得，1998年武汉发大水，他刚10岁，大水没过江堤、学校楼道，到他胸脯，那时通信不便，学校停课了都不知道，姥姥念叨着不能耽误他的功课，找到一个洗澡盆，推着盆送他去上学。

大江大湖的武汉，全市面积的1/4都是水域。武汉伢都是在水边长大的，每个人都有不少关于过江的记忆。

在长江二桥开通之前，朱一龙常坐轮渡去汉口。对于老一辈人来说，汉口是最地道的武汉象征，方言里也有“过汉口”的说法。所谓过汉口，不是经过汉口，而是渡过长江或汉水到汉口去。从武汉长江二桥下的渡口上船，站在二层的甲板上，耳边是呼呼的风，江水拍打着岸边，忽快忽慢，就像他那时的心情，起起伏伏。上了岸，所有烦恼都被忘在了脑后。 

依着浩浩一川大江，江岸北边的汉口绵延耸立着无数20世纪初的老建筑，中国的近代史即从这里开篇。南京路上的吴家花园当年是“吴公馆”，推开毫不起眼的黑色木门，一座中西合璧式的三层小楼随即映入眼帘，它采用全砖石结构，有罗马柱、彩色玻璃窗、六角飞檐凉亭，虽经历风雨，“也都抻 (音同称透，其义项之一是整洁平齐)极了”， 这些特别的设计是历史被写进汉口的注脚。 

广东银行汉口分行藏身于窄窄的扬子街上。这里原有多个服装市场，现在成了武汉的“婚纱一条街”，每家店门面不大，小小的屋子里摆满了婚纱礼服、龙凤褂、红鞋、头纱、捧花、糖果盒。大楼内的多数房间都环绕天井而建，晾晒有不少衣物，走廊上堆放着生活杂物，时不时地，还能碰见正在上楼的居民。外人看来足够遥远的老楼，现在依旧有许多老武汉人的生活日常。

朱一龙最新主演的电影《人生大事》“上天堂”的外景，就是在附近武汉美术馆对面的一个小巷里拍摄的，周围住着不少老街坊。他笑着说，武汉是真热，武汉人也是真热情，每次出工步行经过那些小巷，街坊们认出他来，隔好远就用武汉话和他打招呼：“ju一龙，今天下班之后过来qi东西哈。”  

方言里记录着人间烟火。

武汉的过早文化已闻名全国，武汉话中的“热干面、豆皮、面窝、酥饺、油香、剁馍、欢喜坨、糯米鸡、发米粑粑、汽水包子、鱼糊粉、糊米酒”种类丰富，却没有等级和仪式感——所有的早点都可以被拿在手里边走边吃。

老武汉人口中有“一碗热干面杀百鬼，一锅豆皮烫神仙”。为了一口油饼包烧卖，汉口的可以一大早坐轮渡来武昌，武昌的也有为了一口牛肉粉，不顾早高峰，挤到汉口去的。 

和很多年轻的武汉人一样，朱一龙对“过中”没太多印象，但他也注意到，武汉话和大多乡言乡语一样，面临着步步失守、逐渐后退的境地。即便现在的年轻人仍说着一口武汉话，很多用语也发生了变化，一些古老的词汇随着上一辈人的逝去，逐渐退出了日常交流的范围。有些词的读音也有了变化，如“绿道”，地道的武汉话读作“楼道”，现在有些年轻人读作“滤道”；又如“车辆”，武汉话应读作“车两”，有些年轻人读作“车亮”——已经有在向普通话靠拢的趋势了。  

城到底是变大了，路也变宽了，旧时的小摊换了摊主，但袅袅一片烟火气还在。从武汉美术馆所在的保华街步行不到10分钟，就是吉庆街所在。武汉有“早尝户部巷，夜吃吉庆街”的说法，太阳下山后，人群伺机而动，趿着拖鞋，穿着裤衩，坐在苍蝇馆子里大小都不一样的板凳上，红着脸，嘬虾子(吃小龙虾)，“咵”起天来。

“咵”是一个象声字，有点儿“叽里呱啦”的意思。武汉人有自己的“咵天”，公园里、大桥下、江堤边，从家长里短到国际新闻，不咵到天黑不回家。巷子口的棋局也摆了起来，拿着茶杯、端着饭碗的街坊一边围观一边插嘴：“保ju有么用，他勒都要将军了。”

朱一龙的发小住在汉口，在学生时代的很多个周末，他们便会约在这条小街边吃宵夜边“咵”。他记忆里的吉庆街，白天冷清寂静，夜里霓虹灯一照，顿然活了过来：百来米的小街上，简易的圆桌板凳连绵排开，卖花的、卖唱的、拉琴的、吃饭的、擦鞋的……几百个台位满满当当，各色菜肴任君选择，吹拉弹唱的卖艺人也随客召唤。

“现在好像没以前那么热闹了。”去乡许久，朱一龙对这座城市的记忆变得有些浮光掠影起来，他一度觉得自己并不像武汉人，现在想想，还是“挺典型的”。武汉方言里有个词“讲味口”，说的不是食物，而是形容人够意思、重感情、守信用，“很仗义，有一些江湖气在里面”。就像电影《人生大事》里，他饰演的三哥就是一个“讲味口”的武汉人，“他在外表上会把自己武装得非常强悍、非常厉害，但内心里是一个非常柔软的人”。在整部戏里，他说的都是武汉话，考虑到大众的观影习惯，所用的并非最地道的乡音，但镜头里的每一帧讲述的都是这个城市最细致入微的肌理——江城特有的激情与活力——永远喧闹、动人，永远生机勃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