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一龙：

故事里的他/

采访时，朱一龙很多次聊到不想再重复自己。打开是一种勇气，松弛也是一种勇气，主动往前一步，让更多东西融进来的过程没那么悠闲自在，但这样一路走来，他身后已经有了很多角色。朱一龙并不打算回头。

一杯面条

在朱一龙看来，《春风》的片长只有十分钟左右，却是一个关于回忆和寻找，关于以前、现在和将来的故事。当倪妮饰演的子悠凭借记忆中的味道回到老地方，他出演的调酒师程磊首当其冲成为“干扰项”，闯入了子悠对旧时光的执念。女孩是来寻找儿时老面馆的，也最终从程磊这里得到了那份放了榆钱的面条。但和原剧本预设的不同，在《春风》成片里，榆钱面不在碗里，而是被盛在一只有斜眼睛的“丑杯子”里。这是演员们片场迸发的灵光。回想拍摄的过程，朱一龙仍然觉得这个点很有意思。如果说《春风》中的子悠站在从前和现在的交界，程磊则站在现在与将来的交界。这是他酒馆的最后一夜，丑杯子是客人们可以带走的念想，用来在未来怀念今夜。“我觉得它表面上和潜在里都有很多有意义的东西，可解读性比寻常的容器更强一些”，朱一龙说。正如故事里的“味道”容纳着许多层复杂的感受，光影中的镜头所及也藏有明明暗暗的线索。很多时候，演员既是听故事的人、讲故事的人，也是潜入故事去触发线索的人。片场监视器会将创作者的不同状态完全记录，屏幕中的朱一龙清瘦，专注而忙碌。不表演时，他会自己演练调酒动作，或是和倪妮与导演在吧台前讨论，薄薄的台本在他手中已经有点皱巴巴的。

他的故事

这次朱一龙和倪妮重聚，契机也是《消失的她》即将上映。朱一龙说，刚开始他会有一点点抗拒何非这个角色。看剧本时，他被何非吸引是因为他的复杂，抗拒亦然。“整个故事戏剧性很强，但是这个角色就很容易变得很‘抓马’。”《消失的她》的故事也是他的故事。塑造何非的第一重难度来自未知。相比脉络连贯的角色，何非的成长拼图是有遗失的。在拍摄过程中，朱一龙需要在很多次“闪回”中塑造角色，他永远诠释着何非的“现在”，所以对演员而言，人物的空白是不容存在的——他理应是最了解他的人。于是当开始准备角色，进入拍摄，朱一龙的创作就分成了两条线程：第一条是作为演员完成高爆发力的表演，第二条是像侧写者一样补全何非的碎片。“最主要还是捋这个人物，比较痛苦的过程是你得把他所有的心路历程合理化。你内心得知道他在各个阶段里面临过什么，然后去抓取他那个阶段的时候在想什么。镜头之外的这些部分是需要自己去把它补完、理顺的。”而最终在这条线上，朱一龙的侧写是有结果的。他提取出一句话来辅助他拆解何非的历史：“每个人都选择不了自己的出身，但你可以选择自己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看似鸡汤，但当看过故事，就会了解何非的一切曲折和张力，挣扎和失衡，决定性的念头，都是在可选与不可选的矛盾间被激发。

对朱一龙来说，饰演何非的第二重难度是建立认同。从开机起，他就不断和监制陈思诚，崔睿、刘翔两位导演在讨论何非的“为什么”。毫无疑问，何非是一个和他完全不同的人，很多时候，朱一龙需要拼命告诉自己“何非在当下的选择是对的”并且为他的所有选择找到理由。所以在剧本的水面之下，朱一龙有一个自己版本的何非故事。在他的故事中，何非与妻子李木子的生活有了非常细致的进展，但那些存在于性格底色里的东西总会在十字路口冒出来。运气和捷径曾经为何非带来过选择权，然而也正是它们让他错失了平衡欲望与能力的机会。表面看，何非几乎已经得到一切，但事实上，他从没有走出过自己的叙事。

采访是在电影上映前进行的，朱一龙在谈论处理角色的细节时犹豫过几次，他很想多说具体的部分，包括他甚至为何非设定了婚后职业和职场表现。“哎呀，这应该等电影上了之后说”，表达欲上来，又不能剧透时，他就总是语速很快地提醒自己一句，然后还是忍不住开聊了。何非与朱一龙的差别让这位男演员几乎难以理解他，但谈到与角色的关系，朱一龙却相信他们一定是“相同”的。塑造角色的过程，也是将演员看待世界的眼光、观察他人的视角、从生活中汲取的事物赋予人物的过程。

内紧外松

在倪妮眼中，片场的朱一龙大多数时候很安静。“龙哥”沉在状态里时，剧组的大家各自忙碌，也都不会去搅扰他。两位演员在表演和交流方式上都很合拍，这种契合也被带到《春风》片场。有趣的是，尽管拥有各自的故事，两位演员在采访中都提到自己最近几年进入了某种创作状态，大概是一种内紧外松的情境。其中的松弛一部分来自于设想和现实的差别。在朱一龙过往的体验中，每天在现场发生的事情和所处的环境都是变化的，头天晚上设计好的东西到了实地经常不能完全适配，这会给他带来一种落差感。“这样的次数经历得多了，我现在就更愿意让自己尽量把整个人物捋顺了，你知道他的心里在想什么，然后在面对每一场戏的时候，就尽量去感受现场，放松去感受就好。”而松弛的另一部分是主动选择的结果。朱一龙是在这两三年明显有这个改变的。“其实你预想得越好，表演的设计感就会越强。你的人物身上的设计感也会越强，你就很难还原他本身的样子。”但是无论如何，他总有一部分内核是收紧和节制的。我们总是好奇演员表演的高峰体验，想听朱一龙说说“演得很爽”的那些时刻。但他说，其实自己在拍戏的时候很难有酣畅淋漓的感觉。因为在整个拍戏的过程中，他都是纠结的，是绷紧一根弦不断在调整细节的。在《消失的她》中，因为何非的复杂性，也因为要仔细掌握戏剧化和“抓马”之间的分界，朱一龙的拍摄过程其实就是不断修正的过程。控制是一种精密的体验，站在最终呈现的角度，演员完全撒开了去享受表演的状态未必真的是好的。“你的第一自我永远在监控着你的第二自我，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朱一龙在谈论自己别的作品时，总会更着重去聊他和人物相遇的故事，成为他们的瞬间，还有对人物命运性格的体验。但说起《消失的她》，朱一龙说：“这个戏确实是要去‘表演’的，它不是一个完全走生活流和生活逻辑的作品。”它的很多场景是偏舞台化戏剧式的，这就要求他给出更夸张、戏剧性更强的表演状态，但这其实不是朱一龙习惯的创作方式。不过也是在这样的一次次不习惯中，朱一龙感受到了自己创作思路的变化。这或许也是另一重“松弛”吧。“我现在觉得，你不光要适应不同的角色，你还要适应不同的创作团队。这样在本质上，你的表演和你的人物才能发生变化。如果我一直坚持内心所谓的我认可的好表演，一味坚持的过程其实还是不断在重复自己的过程。”所以这几个月的体验是怎样的呢？他进入到首次合作的电影团队，虽然有些不熟悉，但试着尽量去吸收创作团队想要表现的东西。他相信自己，因为表演的记忆已经长在他身上，不用刻意去突出和坚持，那已经是他紧凑的一部分了。首先做出的改变是建立信任，信任团队和大家，然后一起做一个不一样的戏，一个不一样的人物。“你得不断去尝试，有这样不同的作品来找你，你才有机会去印证这个事情到底做得对不对”，朱一龙还在测试方法，看怎样能不在自己习惯的创作思维和表演方式里重复，但至少几件事是很确定的：他相信实践出真知，正如表演不能靠头一天晚上的想象，得把它演出来才知道试得对不对；他相信“不要抗拒”，“因为每个人看到的东西只有你自己眼前这么多，有些东西看似不合理，可能是因为你没有经历过。所以试着先去了解，然后去感受，感受完了我们再探讨合不合适，应不应该去做。别人说了什么，你就说不行，我不能这么演，这个过程我觉得已经在重复自己了。”所以，或许在世界的某个地方，在我们没去过的人海里，何非就是在这样生存着的……

与人

朱一龙说，演员一辈子都在演人，“你不断在观察人，也在不断地去探讨人性”。塑造角色的过程，或许有时也是一种对演员自己的开解和陪伴。他说自己小时候就特别喜欢去想死亡这件事，“什么是死亡，死亡之后人会去什么地方？小时候莫名地就会去想，所以我小时候总会莫名地感到伤感，因为未知，所以你会对它充满恐惧。”成年后，死亡则成为了大多数人在生理上完全懂得却不愿意去想的存在。“演完《人生大事》，虽然对死亡还是没想明白，但我就宁愿相信说，去世的人就变成天上的星星，在天上看着你。选择相信像这样童话般的故事，我觉得能让自己心里稍微豁然开朗一些。”这些不足为外人道的对人的观察与体会也是朱一龙坚持拍电影的原因。“因为拍电影之前，特别是偏现实主义题材的戏的时候，你会有足够的时间去体验生活，有足够的时间去观察，去想你想把人的什么东西带入到这部电影当中，这可能电影才能办得到。”所以他在每一个新作品开始前，都会留出大量时间去故事发生的地方体验生活，感受环境，去建立与人或人性之间的连接。《河边的错误》是有浓郁时代感的故事，朱一龙的角色马哲又有特定的职业属性。带莫三妹参加完金鸡奖颁奖礼的第二天，朱一龙就来到江西东南的南丰县，开始了两个月的县城生活。在那里，他要把马哲的衣服慢慢穿成他的衣服，也要和八十九十年代的老刑警队长们交谈相处。“体验角色的过程，对于演员来说真的是一个帮助，能让你不断对人有好奇心。因为你会有机会通过每个不同的角色、不同的时代背景，接触到你原本一辈子也接触不到的人。”所以在那段时间里，在小城南丰的街道，你会看到一个有点生的脸孔。他打扮得并不入时，穿着旧旧的皮衣。当然，这就是下一个有关他的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