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 Solid As A Rock In Finnish

用芬兰语说，心如磐石

在芬兰语中，

“西苏”（sisu）意味着力量与坚强的意志，

意味着能够坚持不懈地完成一项极具挑战性的、

几乎无望的任务，

也意味着面对更需要勇气的逆境的能量和决心。

对朱一龙而言，忙起来以后几乎不存在独自旅行的时间。我问朱一龙最近几年待过时间最长的地方是哪里，他想了很久，缓缓吐出了两个字：“横店。”

朱一龙第一次去横店是为了拍摄电视剧《风雨梵净山》，一辆轿车在黑夜里把他拉到了位于横店大山中的酒店，他没有看到任何街道。当时他还以为横店只有山。后来，戏已经拍了很久，他才被人带到了一条叫做万圣街的地方——这里是横店最繁华的公共场所，四处体现着这座小镇与电影电视产业密不可分的渊源。“我觉得自己见证了横店的发展。”朱一龙笑道，“万圣街比起当初已经变得很长很长了。”而《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则让朱一龙在横店足足待够了长达七个月的时间。他在剧中饰演男二号，齐国公府的小公爷齐衡，是被观众津津称道的“白月光”，为整部戏贡献了一抹爱情的理想主义。2018 年底，《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开播，日均网络播放量超过了 1.2 亿。但回想起泡在剧组里的日子，朱一龙说道：“我是真不记得任何细节了，我的创作过程非常繁琐，我沉浸在角色的世界里，几乎完全想不起来现实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朱一龙在 2006 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本科班就读。北影的表 演教学继承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理论体系，这位俄国著名戏剧理论家认为演员必须最大程度地深入到角色的内心当中，还必须不断地通过舞台演出接受观众的考验，如此才能丰富自己，否则就等于“无根的枯树” 了。朱一龙记得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的一句话 :“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在北影的求学时光，朱一龙将所有的时间都用来排练。他和同学们一起讨论剧本的戏剧矛盾、角色的人物状态，力求最真实地表演出角色该有的神态和该做的事情。2010 年，朱一龙拿出的毕业作品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名篇《捕鼠器》，他在戏中饰演男店主吉尔斯·拉尔斯顿先生。这部自  1952 年上演的戏剧半个世纪以来经久不衰，成为无数演员磨砺技艺的试验场，而吉尔斯·拉尔斯顿先生则作为戏剧的核心角色，勾连起了戏剧中的情节脉络和人物冲突。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能在网络上搜索到当时的剧照，朱一龙穿着黄色的英式马甲和白色的束口衬衫，脸颊上一副沉醉于舞台的认真神情。

事实上，朱一龙认为北影教给他的东西都是基础。“但这是很重要的基础。”朱一龙强调道，“老师常常对我们说，学会演戏要先学会做人，因为无论你在表演什么，你都是在诠释一个人。”而除去基础的东西，演员的理解能力同样重要。朱一龙在意细节，将人物的所有细节综合起来理解，他才会在心中建立人物的具体形象，从而激发出创作的欲望。张曼玉在电影《甜蜜蜜》中的表演就曾带给朱一龙许多启发：张曼玉饰演的李翘在异国他乡的停尸房里辨认豹哥的尸体，她让警察将尸体翻转过来，发现了爱人纹在背上的米老鼠。“张曼玉当时的悲伤是一种复杂的诠释。”朱一龙分析道，“在这之前，很少有人如此表现悲伤。作为演员，我们总要在镜头前探索一种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人物反应，换言之，大家都在相同 的情境下寻找不同的表现方式，你的表演不能违反人的行为和情感逻辑， 又要准确地配合环境。我依然在不断地朝这个方向实践。”

而 2015年参演《芈月传》对朱一龙来说则似乎是一次在表演创作上 意义重大的转折。他在剧中饰演芈月的儿子嬴稷。这个角色十五岁以后的戏份都由朱一龙承当，直至人物走到人生的末年。朱一龙告诉我，这个角色是他为自己争取的:“嬴稷在剧中的每一次出场都伴随着戏剧矛盾的冲突点，虽然戏份并不吃重，但却值得深深地挖掘。至少目前为止，我不太会考虑角色对演员的影响，我只会考虑角色是否能带给我足够的发挥空间，我能不能对这个角色挖掘地更深入一点?”在某种意义上，朱一龙对嬴稷的塑造的确成功了，他淋漓地展现了自己的人物在剧本框架内所能延展的传奇故事：从流落他国的人质到夺回王位的国君；又在跌宕起伏的历史背景下细腻地阐释了角色的母子关系。《芈月传》的编剧王小平事后特别发布了一条关于朱一龙的微博，称赞这位年轻演员在工作中“勤奋刻苦”。

但表演事业上的迅速发展则让朱一龙几乎失去了个人生活。任何面对朱一龙的记者总会在同一个问题上碰壁：如果让朱一龙来形容最近的生活状态，他可能只会回答出一个简短但却真实的字眼：“忙。”事实上，就在此次芬兰之行前不久，朱一龙才刚刚结束了《盗墓笔记·重启》的漫长拍摄：朱一龙在这部剧中的戏份足足有一千多场，面对剧组的压力，他几乎完全没有调整表演的时间。这次经历令朱一龙对表演产生了新的感受，甚至“让表演变成了另一个新的课题”，他在从象山剧组杀青回京的第二天，于匆忙中度过了自己的 31 岁生日。因此，在芬兰这个桑拿和空气与面包同样重要的国度，朱一龙坦言自己怀抱着“半休假”的心情。

“之前对于芬兰的印象只存在于几条记忆中的标签：这里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地方，能够看到北极光。”朱一龙对我感叹，“但亲身来到芬兰以后，我发现这里的人口比我想象得还要稀少。”陪同的司机告诉朱一龙，芬兰国土面积的四分之一在北极圈内，住在那里的人们如果想要拜访自己的邻居，可能需要驱车十几公里。而赫尔辛基作为朱一龙此次旅程中的重要一站，则正经历着漫长的极昼。在这个西贝柳斯的故乡，夏日的太阳直到凌晨也不会落山，冬季的寒夜则似乎看不到尽头，人们为了消磨时间和躲避寒风，总是待在家中欣赏音乐，然后喝完储藏柜里所有的本地伏特加。

孤绝而冷峻的赫尔辛基似乎和朱一龙熟悉的其他地方不在同一个世界。“我出生在武汉，虽然很多年没有回去过，但记忆中那里的地上一直冒着热气。”朱一龙回想道，“大家总是急匆匆地‘过早’，一边走路一边吃完手里捧着的热干面。”而在赫尔辛基，即便对食物和人群稀疏的街头不再感到熟悉，成为一个完完全全的异乡人对朱一龙来说也实在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他终于可以毫无负担地走进任何一家咖啡馆，懒散地靠在吧台上，请团队里的工作人员们喝一杯北欧咖啡。

可是我们依然不能真的相信朱一龙“半休假”的声明，事实上，这趟旅程中摆在朱一龙面前的首要原则始终是“敬业”。芬兰约有 18.8 万个湖泊，素有“千湖之国”的美誉，而此次拍摄的重要选址则是位于芬兰东部的塞马湖（Lake Saimaa）。我和朱一龙在一个晴朗的午后出发前往了湖区，汽车经过大大小小散布着白桦树、红杉和松树的森林，几度蜿蜒后终于抵达了湖岸。

形容此地的美景是没有意义的，真正的美总是令人失语，就像下车 以后，所有人面对着湖水都开始沉默，就连作家高尔基也对塞马湖说不出完整的句子，只是连连感叹这里“如仙境一般”。朱一龙在湖边按照计划完成了拍摄，正要结束时，他出其不意地向摄影师提议：“会不会下水拍摄效果比较好？”摄影师有点雀跃又有点震惊，即便水中拍摄能够激发出更多的创意，是一位摄影师可遇而不可求的，但毕竟没有多少拍摄对象愿意主动下水。朱一龙的决定引起了拍摄团队的一阵欢欣。他让助理为他准备了浴巾和替换的衣服，然后缓缓地走进了清澈而刺骨的水中。

我想起芬兰的“西苏精神”。在芬兰语中，“西苏”（sisu）意味着力量与坚强的意志，意味着能够坚持不懈地完成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几乎无望的任务，也意味着面对更需要勇气的逆境时的能量和决心。1940 年，《纽约时报》刊登了文章《西苏：一个能解释芬兰何以为芬兰的单词》，正是“西苏精神”让芬兰人能够抵挡住历史抛向它的厄运，也能让他们捱过寒冷而无尽的极夜，在没有阳光的世界里创造出纯度极高的精神财富。芬兰的老人常说：“拥有西苏精神的人甚至能够穿透坚硬的花岗岩。”我注视着站在塞马湖冰凉的湖水中的朱一龙，这位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上拥有超过 1800 万粉丝的青年演员，可能还不知道他和花岗岩相比，哪一个更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