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静是我对朱一龙的第一印象。不过分客套，也不过分矜持，回答简明扼要。他似乎已经学会了 避免大而无当的表述 —— 在采访过程中，他并没有甩出过什么机锋一闪的点睛之笔；但他描述的是自己，直白、带着毛边，未经深思熟虑，有活生生的气息。 

他或许可以被归入近年来「某一种类型」的演员 —— 说「某一种」，着实是因为无法下更准确的定义。若勉强概括，他们都努力、勤奋，恪守一个演员的本分，「被看见」是一种梦想而非野心；然后，在他们几乎接受了按部就班的命运时，因为一部作品、一个角色成为话题，成为搜索关键词，成为亚文化的素材，成为品牌心仪的首选。 

他们自此开始要面对的，是远超一个演员本职的连锁问题：一言一行被有意放大，往年种种被追根究底。他们或多或少都在采访中提到过「平常心」，说给旁人，也说给自己。他们不希望被数据裹挟，但数据又是他们的佐证之一。在他们听得到和听不到的地方，争吵和辩驳正在发生。有时他们不得不将一部分生活示众，斟酌每一个可能被记录在案的词语。 

他们的过去不一定是一部披荆斩棘的奋斗史，但总有人试图找到时来运转的蛛丝马迹，所以他们尽可能简化自我，强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他们要用几倍的气力去重建公众对自己的认知，且尽可能不失之偏颇，因为成名的契机有如压顶泰山，再攀一峰，难上加难。

 聚光灯亮了。但灯光突然照在头顶的那一刻，他们心中难免辗转过一些不确定。

 这些有关「他们」的印象可否在朱一龙身上一一印证？作为一个个体，他又如何在这洪流中独善其身？或者说，是否有必要独善其身？这些，都是我的好奇。

「你曾怀疑过自己表演的天赋吗？」

朱一龙几乎毫不犹豫地点头，「我觉得我没啥天分吧」，但并不是妄自菲薄或自怨自艾的语气：「否则也不会数字电影拍了那么多时间。到处去见组，很多大导演也见过，最后都没被选上，大概别人觉得你不是特别有灵气。」

也或许因为这种自判，朱一龙很早就摈弃了孤注一掷的执念，对于日后的职业高度有更切实的设想。过去十年间，他在小制作里打滚，许多角色没有被人记住，有些作品甚至不曾面世，但他觉得「（这）至少还给了你机会，能一直拍戏。总说十年难熬，其实熬了十年的演员多了去了。你喜欢这个事情，还能养活你，说不上是『熬』」。

他做过很多尝试，比如借实在的道具和细节强化自己对角色的理解：往鞋子里塞石头，演瘸腿；剧情要求他受伤，他就把血浆咽到喉咙再呛出来。但这种笨拙—— 被认为比技巧更管用的笨拙 —— 与成就并不直接挂钩。他后来想明白了，角色是功能性的，演员理当在这一框架中尽全力，但角色成不成，还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学习表演算不上他全然主动的选择。高中阶段，他对人生的规划尚且混沌，因为母亲对表演有兴趣，就半推半就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参加艺考前，他既没有下足十分的决心，也没有拿得出手的才艺，虽然上了三个月的考前训练班，但「声台形表」四门课都是现抱佛脚，特别是形体和声乐，简直无从下手。许多同样是白纸一张的人干脆选择做广播体操，形体老师见他协调性不错，建议他学剑道，「那个有精气神在，动作有开合，爆发力也够。」正式考试，他一亮相就摔了一跤，「已经尽力了，只是我能力不行」，但这个亮相至少能说明一个问题：朱一龙不是一味守拙的人。他宁愿冒些险。

前年他在湖南卫视的跨年晚会上表演自弹自唱，联排时因为紧张，从第三个和弦就开始出错。「唱得乱七八糟。下台后何老师（何炅）说要不要换个形式，已经非常委婉了。我说算了，既然选择了，不管这个经历好还是不好，都是自己想去尝试和挑战的。」他想拥有那样一个「记忆点」。

舞台不是他熟悉的场合，当然慌张，灯光一打，「耳返里声音都听不到」。彩排的错误提醒他要打起十二分精神来准备：「我回去就磕那几个和弦，一个个磕成肌肉记忆，因为我不想上台放个谱子。」他衡量了一下，自己不是专业歌手，没有充分练习的时间，但只要努把力，还不至于沦为尴尬的表演，「我就尽力，呈现自己的诚意」。

身为武汉人，他从小耳濡目染的是「讲胃口」：「就算自己活得不行，也要稍微体面点。它和『要面子』还不完全一个意思。」更确切一些展开，这个词意味着做人仗义、有里有面、敢出头，也敢承认自己的失败。是个滚烫的人。

换句话说，武汉人说你「讲胃口」，大概真的是对你人格魅力的认同。这几年，没有底气和自信就往上冲的做法朱一龙收敛了很多， 自弹自唱是个例外。他觉得偶尔的瑕疵无伤大雅，「有毛边（的人）才丰满」。他不怎么相信奇迹，也不寄望「临场发挥」「上台就好」之类的侥幸，「台上『自来』的东西一定建立在更多的努力之上，除非是天才，」朱一龙说，「但我也不太了解天才。」

所以他以勤补拙。背台词不是他的强项，他又不满足于只是「熟悉」的程度，毕竟「当着很多人的面表演出来很难」。刚出道的时候，他拿到电影《孔子》的一个小角色，只有一句台词，但 NG 了十几次，周润发和群演陪着他反复拍，副导演忍不住说，不如换人。

这成了他心惊的「崩溃时刻」，一两年都不敢细想。终于可以面对时，他想，自己可能对身边人的反应或者环境过于敏感了：「所以当输入信息特别多的时候，压力就会特别大。容易紧张（的人）真的不太适合当演员，杂念会特别多。」后来他试着用更主观的逃避方式，比如，拍戏时摘下隐形眼镜，「我就二百多度，（拿掉镜片）看不到其他，只能看到对手。这样可以屏蔽掉很多干扰」。

他曾在电视剧《王阳明》扮演明朝皇帝朱厚照，时有长篇大论，为了顺词，他每天只能睡两个半小时。这部戏至今尚未在国内播出，但它锻炼了朱一龙：睡不够也能立刻起床，没什么挣扎和不情愿，「我很感谢那段时间。我花了些时间去屏蔽掉摄影机，屏蔽掉现场所有的人，可以达到『当众孤独』的状态」。

小时候朱一龙为篮球痴狂，喜欢到抱着球入睡。自然，他想过出人头地，成为职业选手。但到了高中，他就意识到自己不是那块料 —— 身高就不够。失落当然有，但迷迷糊糊就过去了：「完全够不到、没一点可能性的时候，我也没那个纠结了。」

他最初对表演倒是不如篮球狂热，但冥冥之中走上这条路，他觉得至少该有敬畏心和专业度，「心里要有这个东西，不然你就别在这一行了」。他把表演归为事业，所以和读书时起起伏伏、凭兴趣变化的喜好有根本性的不同，「可以倾注所有的东西进去」。《孔子》的怯场让他备受打击，也让他对「耐心」更有耐心：「我知道自己差太远。你想在镜头前自由地表演，就需要更多的积累。」尽管信心缺失的状态会不时冒出来，但从未超过可控的范围 —— 保留一点不安，他觉得很有必要。

他不迷信命数，更在意人为。他从小爱看名人传记，长大后才意识到，字里行间的跌宕起伏，不过是落笔人的推想。但这些带有总结性质的人生回顾，又确实教会了他对每一个人生节点报以耐心：许多重要转折降临时，当时当刻的感触不过是稀松平常。谁又知道眼下的决定在之后的人生将翻起怎样的波浪呢？

《镇魂》播出当口，他在组里拍戏，并不知道一切正在发生惊天动地的变化。去湖南录制《快乐大本营》，他赫然看到机场送机的粉丝人山人海，后来再遇见圈里人，个个叫得出他的名字，「很奇妙，也有点莫名其妙」。

但生活被改变的部分却很少。他本就对喝酒聚会没什么念想，刚进大学时也和「特别有活力」的同学一起玩，「但慢慢发现自己不太能融入」。他念表演系，住混合寝，常被导演系的室友带着一起晚上「拉片」，看到天光泛白是家常便饭，他早起晨练却从不受影响，「这点别人挺佩服我，无论房间乱成什么样、声音有多吵，我都能睡着」。往后，这种「倒头睡」变成了有伸缩性的自律：「如果要六点起，我一定能起来，而且把这一天的事情尽力做好，但并不是说我一定能晚上九点就睡觉。」这样的节奏，说狠不够狠，算不上对自己不留情面—— 但也得益于这样的作息，朱一龙「不误事」。弹性自律的效果因人而异，到了朱一龙这里更像是一句话：如此，周遭环境的风浪就不会让他轻易东摆西摇。

他的新作品和广告都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猛增，却鲜少见他出现在综艺节目里。他似乎从自身和观察得来的经验中汲取了足够的判断 —— 不在兴趣内，也就不愿意过分投入。这纯粹是基于实际状况的选择，「就是我不合适。每个人都有权利去选择自己的一种状态。」

但邀约还是持续不断地飞向他的团队，于是他们学会了婉拒。与此同时，有些东西又不是「拒绝」能管用的。比如角色类型的刻板印象。《镇魂》播出后，他已经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我的真朋友》等新作播出，《盗墓笔记· 重启》杀青后也备受关注，但他尚未真正绕过「沈巍」的影子：「有时会有点不甘，毕竟新的作品已经出来了，可（一部分）观众只看过这个，你就想要用别的角色去证明一下（自己）。」

他不抵触一个角色塑造的公众记忆 —— 这是成功后必然会面临的问题。但他想尽可能地避开类型重复的角色，毕竟，现在递到他手上的剧本已经成倍增长，有挑选的余地，「我没什么选择困难症，在这个时段，我想要的（角色）其实选择范围也没有那么大。」

「我一直在想接什么类型的角色，后来我想明白了，没法讨好观众，没法说自己挑选的角色观众都喜欢，我就不管这个了，我管好专业就好：我喜不喜欢这个角色，角色本身够不够复杂和丰满。要说『准备好』，一辈子都不够，但每次我都尽力。」

作为热搜的常客，朱一龙的一举一动被几何式放大：几张模糊的路透照可以是新闻，着装配饰也可以是新闻。他泰然于心，为什么？无非「从毕业开始就一直拍戏，一直在组里，回家都特别少」。

他对工作环境的要求也一如既往地简单。去年他随一本杂志赴非洲拍摄，道阻且长，单程飞行时长 40 余小时，最后一程还要换颠簸的小飞机才能抵达腹地 —— 他却始终兴致勃勃，配合程度让制片人感动，「大家齐心去做一件事就很开心。一起去非洲，所有行程都有人给你安排好了，到哪里都有人接待，对你很热情，又不是背包（客），条件已经很好了」。

他还记得第一次拍电视剧的时候在涿州，进组一看，招待所的房间里已经住了四人，但在阳台边支了张弹簧床，他就算安顿下来。「后来渐渐变成双人间，又变成单人间，已经足够满足，我唯一担心的是床单被套不干净，起疹子就有点糟糕。」朱一龙说。

以不变应万变，是他维持小世界的方式。他把自己的「定」归结为原生家庭带来的安全感。幼年时，父母离开他去北京工作，他跟着祖父母生活也没有委屈，「可能那时有点傻，就没多想。」四岁时母亲让他学钢琴，「四岁半我就开始恨钢琴。妈妈去北京找爸爸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念头是太好了，不用再练了。」

父母很舍得让他吃苦。钢琴之外让他学散打，九岁时让他一个人去朝鲜参加夏令营；一家人两地分居，周末让他独自坐飞机往返于武汉和北京之间。初中开始他就上寄宿学校，「所以我一个人还挺习惯。从小感觉 18 岁要独立，要被家里赶走，有种压迫感。」

「小时候会想到生死，想如果有一天父母离开的时候会怎么样。长大后反而被父母灌输了概念，生老病死是肯定的，没法逃避。想想在有限的时间里怎么让自己活得别那么难受，过得好一点，做点想做的、有意义的事，就这样吧，不用纠结。」

一旦明白「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道理，朱一龙便破译了生活的暗示：无须用任何喧嚣的动作和声响去证明自己的存在感。安静是一种姿态，是一种保护，也是一种与未知斡旋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