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人物电子刊
天崩地裂式地懵了
朱一龙先生回忆起他第一次真正演戏的时候，似乎很放松。整个人陷在沙发里，表情带点难以琢磨的恍惚。大概是10多年前的事了，那时候的他，像是第一次出门远行，对世界的规则还没有什么实在的认识。他没想到，这是他多年以后回忆起来，还会觉得有些恐惧的经历。
那时他是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的学生，因为熟人介绍，要在周润发主演的电影《孔子》里客串一个角色，饰演在城门前迎接孔子及弟子的卫国特使，整部戏里，只有一句台词。
出发前，他做足了功课，捋顺这句台词的逻辑，标出重音，设计好断句，到了剧组，换上卫国特使的衣服，涂黑脸，粘上胡子，一切就绪。但真正进入片场后，他发现自己，“天崩地裂式地懵了。”
真实的拍摄远比学校里的练习来得复杂。演员、摄影师、灯光师、现场的副导演，都在无形中让他感到压力，就连胶片转动的声音都成了巨大的干扰。
朱一龙在崩溃中候场，一边等，一边反反复复背诵那一句台词。那是个炎热的夏天，他觉得自己有点中暑了，那句台词盯了太久，好像不认识了，等候场一整天，终于开始拍的时候，已经“连第一个字都想不起来了”。
站在城门前，他看着孔子带着弟子们，“千军万马地就来了”，几乎毫无征兆地都给他跪下。“发哥就在你面前跪着，我站那儿特别不自在，特别想过去扶一把。”
朱一龙说着眯起了眼睛，似乎那时候的尴尬成了身体记忆。最终他忍住没去扶，周润发站起来说完台词，轮到他了。“本使受卫国国君和君夫人之托，欢迎孔夫子一行来我卫国”，现在还能脱口而出的词，当时他生生想不起来了。
最终《孔子》的成片中，这场戏时长一共13秒，还包括与孔子互相行礼时的背影，但在拍摄过程中，来回拍了13条。最初是想不起台词，后来是越紧张越结巴，周润发和群演陪着他反复拍了七八条之后，副导演忍不住了，说要不然换一个人吧。
来不及沮丧，朱一龙说自己当时已经感受不到什么情绪了，整个人都是漂浮的，直到导演胡玫的声音从他别在衣服后的对讲机传来，是叫他的名字，他立马慌了：“导演知道我名字，完了，今后没法合作了。”
胡玫没有发火，但话语并不温和——你今天必须把这句词说下来，不然以后可能就干不了表演了。“她其实给了你信心，给了你一个没有退路的信心，那个是你在绝路上，绝望时候需要的一种信心。”
朱一龙终于完成了这场表演，这也是他第一次体会到行业规则的力量：“没有人在乎你是新人、你弱小，你为什么要弱小？你为什么要比别人演得差？这个不是一个必定的可以被理解的事情，只有规则。”
拍摄《孔子》的经历被朱一龙称作“梦魇”，这之后至少半年时间里，他对站在镜头前这件事感到极不自信，台词越发成了一道坎。他在北影的老师崔新琴回忆，有一次台词课测验，朱一龙背错了几个地方，老师以为他不用功，要扣他的分，全班同学给他作证，说朱一龙真的在底下天天背，从来都不偷懒。“可能他就是太用功了，太往心里去了，所以说就是事与愿违了，欲速则不达。”
崔新琴能够感受到朱一龙那段时间的低落，但他很好地控制着自己的情绪。沉默的朱一龙是班级里最容易被忽略的那一类学生，崔新琴觉得并不真正了解他：“他不需要你去关心，你也没有必要去关心，但他从来不是一个弱者。”
接受规则、调整自己是朱一龙习惯的成长模式，谈到对自己的评价和要求时，一贯温和的他会出现严格的一面，他惯用“你”来指代自己，对自我的审视和规训存在于日常思维之中。
这种强大的规则意识部分源自于童年的经历。朱一龙从小家境优渥，但没有一件东西的获得是理所当然的。父亲和他之间有约定，想要什么，可以买，但前提是，拿任何一个自己擅长的项目和父亲比试，赢了才能买。
他没能拥有最想要的跳舞毯——初中时和爸爸比篮球，被强壮的散打冠军父亲碾压。但后来他为自己赢得了一双篮球鞋——在全面弱于父亲的前提下，他研究发现，父亲只有台球略微逊色，他为此专门练习了一阵台球，终于赢了一局。
现在，朱一龙已经在家里建造了一个自己的游戏室，里头有他喜欢的一切东西：和网吧相似的电脑游戏区，家庭影院，以及隔音良好的弹琴环境。今年生日，他给自己放假，在里头疯玩了一整天。
游戏室里没有跳舞毯，他也从不把这视作童年遗憾，对于规则内的失败，朱一龙毫无负担地接受：“这已经成为一个固定规则，规则之内，我输了，没法耍赖。”
找到个支点
因为在微博上发表了与朱一龙有关的评论，去年8月，结构生物学家颜宁和演员朱一龙一起上了热搜。作为科学家的她爱惜羽毛，轻易不愿让自己的名字与别人并列，但过去几个月，朱一龙却成为她微博中最常出现的名字。
颜宁对朱一龙的关注，源自刷微博时对朱一龙扮演角色的“惊鸿一瞥”。自从他在网剧《镇魂》中一人分饰三角的片段开始，这位新近当选的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把朱一龙的访谈都看了一圈。但她澄清，她可不是朱一龙的粉丝，仅仅是机缘巧合关注到一位敬业的演员。“如果我的学生是朱一龙这样的，我会挺欣慰···人家不言不语地把该做的全做了，能看出来非常较劲地做到最好了，我非常欣赏这一点。我觉得我们有个共同点：都有自己的标准，并向这个方向努力。”
朱一龙的老师崔新琴证实了颜宁的判断，这位内向的学生“做事情就不给自己留余地，好像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崔新琴觉得他应该在心理上给自己留出一些空间，“但他每次都不这样。”
朱一龙最近一次“不留余地”是在湖南卫视的跨年晚会上，他接受了钢琴弹唱《男孩》的邀约。现场弹唱是一件困难的事，何况并非是专业歌手的他同时在剧组拍戏，一共只有几天时间练习。
上台前一天的正式彩排，朱一龙跑调到连何炅都“表情惊恐”，余下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他把琴搬进房间，像记台词一样往脑子里“刻”和弦，一直到上台前补妆，还用手摁在化妆师身上练指法。
好在演出顺利进行下来，但朱一龙至今没敢看回放，像演《孔子》之后忘词一样，他留下了“后遗症”——再也没法听《男孩》这首歌，一听见就全身起鸡皮疙瘩。
但另一个正向的反馈是，崔新琴终于知道，学生朱一龙已经红了。在电视上看到这场晚会之前，长达半年的时间里，崔新琴时常疑惑，为什么突然有各种人跟她打听2006级表演班的学生朱一龙。起初是要签名照，她给朱一龙打过去电话，再三叮嘱：“你有照片吗？没有的话你到照相馆去照一张，然后还要签字，一定要用那种签字的笔，金色的，记住喽！”后来96级的陈坤和赵薇也相继找来，崔新琴觉得问题有点严重了：“朱一龙出什么事儿了吗？”
这期间，朱一龙几次和老师打电话、见面，但从来没有聊起过已经红了的境况。“我怎么说？跟崔老师说，我现在还行？”朱一龙在接受《人物》采访时模拟着设想出的这个场景，笑着反问。对于朱一龙的保留，崔新琴丝毫不觉得意外：“他就是一个特别要强的孩子，心里头的想法可能有10分，但你看外表，只能看到5分。”
上学时崔新琴就发现，朱一龙永远不是第一时间会让老师放心的学生。他从来不会给你一个确定的答案，老师提要求，他的反应是“大眼睛萌萌地、懵懵地看着你”。崔新琴时常怀疑他到底听懂了没有，但等到他拿出作品时她才发现，“都按照你说的默默去做了，而且表现永远会超出你的预判。”
崔新琴至今记得朱一龙大一时的一次作业。那是一次无实物表演，要求大家设定一个情景，不能说话，只能有动作，但要让观众看明白表演的是什么。
朱一龙的作品叫《等待》，他举起两只手，假装拿着两个冰淇淋，当时舞台上有一张长条凳，他站着张望了一会儿，坐下继续等，等一会儿，看看手表，继续等一会儿，再看看，冰淇淋化了，滴在身上，他赶紧擦，结果又滴在手上，就开始舔。朱一龙说着说着，当场就比划起来，仿佛手上真拿了两个在融化的冰淇淋。
这个作业拿到了那次的最高分。所有人都看出来，这是一个等待恋人的男孩。同学彭冠英说，那是朱一龙第一次在舞台上打动他的时刻，“真的纯情又生动。”崔新琴花了很长时间表扬这个表演，因为是对生活的鲜活还原，是从生活本身的逻辑出发进行的创作。这次表扬让一直不自信的朱一龙找到了一个支点，他开始疯狂地做作业、写剧本，大二、大三两年，每天在排练室排练，每一份作业都要交好几个版本。等到快要毕业的时候，内向的少年已经成长为班级男生中专业最好的一个。
临近毕业的时候，崔新琴才偶然知道朱一龙对自己要求的严格。他曾因为一次考试发挥不好，“跟自己生气了。”那一天，他没跟家人打招呼，自己跑出去坐轮渡，一整天的时间，在武昌和汉口之间来回往返，看着黄色的江水翻腾，一遍一遍地问自己：“朱一龙，你怎么≡会考砸？你到底想干嘛？”
没有人认识他，也没有人看出少年心中的波动，但为了防止别人以为他有轻生的念头，他还会起身走动，甚至拿着手机假装打电话。等船每次靠岸，他跟随着所有人下船，再买张票上船，一次不落。
我没什么武器
对现在的朱一龙来说，能不被注意地在公众场合活动，是一种近乎奢侈的自由。《人物》的封面拍摄是在北京郊区的松美术馆进行，当天闭馆，没有游人，馆里的清洁工并不认识这个戴鸭舌帽的年轻人。拍摄之前，朱一龙独自跑到室外，不知在哪儿找到一辆单车，立刻跳上车，一圈一圈地在院子里骑，直到有人催促，才不情愿地跳下来。
朱一龙热爱表演，但明星这份工作包含了一些与他个性相悖的部分，比如他有些怕生，更喜欢独处，“不是什么社交恐惧症，就人一多以后，会有点紧张，特别是大家都看着你的时候。”他小时候练琴留下咬指甲的习惯，直到现在，遇到焦虑还会咬，手伸出来，每个指甲都是短于指尖的小小一片。
在寻找表演机会的时候，这种不愿出头的性格并不占优势。读大学时朱一龙参加了东方飞云影视公司的面试，现在的经纪人李婵正是当时负责选角的人。在李婵的印象中，朱一龙是被选中的12个演员中最不起眼的一个，“就是不说话，12个人在一起，他永远是不吭不响的那个。他很安静，但是这种安静反而会有存在感。”
曾和朱一龙在电视剧《家宴》中饰演父子的王刚也对这种存在感印象很深，他记得一个傍晚，戏间休息时，朱一龙独自坐在台阶上发呆。“我就想起我年轻时候看前苏联的一部影片《牛虻》，太像亚瑟了，棱角特别鲜明，那个样子，那种感觉，好像定格了一样，他自己都浑然不觉。”
香港老戏骨吴岱融曾作为导演，与朱一龙合作拍摄数字电影，他很欣赏朱一龙的态度，“你会看到很多比较成功的演员，他们都不会太过刻意去应酬啊什么的。比较好的演员，其实把自己工作做好就好了。”合作下来，吴岱融觉得朱一龙也有这种特质，投入在角色中，不愿在人情往来上分散精力。
但激烈的跑组竞争是需要表现的，“我就去了往那一坐，人问什么就说什么，没有办法起眼。”朱一龙看着其他演员侃侃而谈，跟导演表述自己的经历和对角色的渴望，“我觉得我比他渴望，但是他说完之后，我就想你都这么渴望了，那你演吧。就那种大家迫切地，就是以一个这样的姿态去寻求一个角色的时候，我就感觉怪怪的。”
朱一龙不能、也不愿融入这种亢奋的氛围，奔波半年以后，留在东方飞云拍数字电影，成了他能在规则范围内获得的、最适合自己的选择。对于专业院校出身的演员来说，这算得上是最低的起点了：小成本制作、拍的多是架空的戏，带些悬疑色彩，在节目《王刚讲故事》中作为故事的辅助播出，这些几乎不能被称为独立的作品。
同宿舍的哥们儿替朱一龙不值，他自己态度坚决：“拍就拍了能咋的，我就是拍了。”他简明地跟《人物》梳理自己选择的逻辑，像推导一个公式：“就想清楚自己要干嘛，当时要拍戏，拍戏有没有别的办法？没有别的办法，那现在至少还给了你一个机会能一直拍戏，对吧？当时就是那么想的，那就先拍。”
四年时间里，朱一龙几乎一直在数字电影里打转，因为体量小，十多天就能拍一部，大多是男一和男二的角色。偶尔几次机会，他能拍摄数字电影以外的戏。毕业第二年，朱一龙在朱时茂导演的喜剧电影《爱情不NG》中演一个没有名字的小龙套，第一场戏是个一带而过的远景。试戏的时候，朱一龙设计了自己喝醉酒的桥段，朱时茂觉得很有想法，把这段表演从远景变成中景，留了下来。
不是所有的导演都给了他这样的机会。另一部戏中，他演一个类似实习生的小角色，作为背景收拾桌面。他提前琢磨了—个晚上，设计了很多动作，第二天开机，他就开始忙活，导演喊停，听他解释了创作意图，委婉地告诉他：“一龙你就站这就行。”
从那时起，朱一龙开始逐渐明白，演员应该为角色的功能服务。“不是说一场戏你把它做满、做足，然后一定要压过对手，你的戏才是好的···在这个角色功能性之内，把它发挥到极致就可以了。”
但他仍有一些隐秘的心思，每次拿到似曾相识的数字电影剧本，他就在心里暗自对标一部大片，觉得“也挺有意思的”。最夸张的一次，他在一部名为《猎野人》的数字电影中扮演救了女孩的野人“毛猴儿”，造型半人半猴，金色假发，全身是毛。走红之后，毛猴儿的造型被粉丝扒出来，做成各种各样的表情包。坐在咖啡厅里接受《人物》采访时，他有些腼腆又开心地坦白：“我想的是金刚！我想的是金刚和泰山！”
也是在那段时间里，一起演戏的人找到更好的机会，离开了，但朱一龙坚信自己的逻辑：在被认可之前，一直拍戏是重要的。比起等待，他更相信练习，“我不觉得我有什么武器，如果刚毕业的时候导演来找我，我只能本色，我只能被导演挖掘，但我觉得自己可能没有这方面的优势。”
自尊的极限
朱一龙真的等来了一个机会，在朱时茂执导的另一部电影《胡杨的夏天》中担任男主角。两部电影时隔四年，朱时茂明显感受到朱一龙的变化。有一场重头戏在沙漠拍摄，天气不好，骆驼嗅出风沙的气味，开始焦躁不安，车子也一直出状况，整个剧组兵荒马乱，连朱时茂都有些沉不住气了。
只有朱一龙是个例外，“他非常自如，好像这个事情和他没有关系，风沙的事情，骆驼的事情，都不在他的视野当中。”朱时茂认为，这是一种非常难得的特质，“永远保持在这种平静的状态中去创造角色，这对演员来说很重要。”
陈戴阁也有同感，她是《盗墓笔记·重启》的总制片人，半年合作下来，细腻的她学会了通过微表情和动作判断朱一龙的情绪。当他紧张时，手上会不停地有小动作，比如演员毛晓彤生日，大家聚在一起吃蛋糕，他迅速几口吃完了自己那块，然后开始用叉子一下一下地刮盘底。连高兴也是不易察觉的，第一天去“下墓”，朱一龙脸上是雀跃的神情，嘴上也只是淡淡说了句：“今天就算是下墓了。”
陈戴阁把这种对情绪的弱化视为演员职业化的表现，作为大男主，朱一龙个人的状态会左右剧组的氛围，他不想让自己的任何情绪影响工作：“他是一个对自身有很高的要求和标准的，这么一个自我约束力很强的人。”几乎没有人看过朱一龙流露出烦躁或不安，他非常不擅长表达情绪，也少与人讨论想法，但总以自觉行动的方式传递给外界讯息，简单，直接，毫无征兆。
2014年，26岁的朱一龙仿佛陷入了“四分之一人生危机”，所在的公司转型拍电视剧，他接连出演了几部，多数是苦情男二，也终于有一些作品被观众看到，他却突然开始害怕：“什么事情都好像按部就班和理所当然进行的时候，我就不行了。觉得我可能要完蛋了，那个危机感突然一下就来了。什么事情不管它变好了还是变差了，只要它一直在变化，我就可以接受这个事情。但当所有人都告诉你，你就老老实实地待住，我们一个一个地拍，我就不行了，我觉得不太对了。”
李婵觉得他的危机感很合时宜，“对现在来说，他那几年的积累是好事。可如果不变，一直积累到现在，对他来说，就是一种浪费。市场上没有人认识他，制片方没有跟他合作过，那谁会用他？谁敢用他？谁能一上来就让他演主角？”
朱一龙给彼时已经离开公司三年的李婵打电话，说了一些自己在职业发展上的困惑，比如年龄，比如经验，他说自己“想拼一把”。李婵听了他的想法非常认可，也出于对他的信心，下定决心回来，两个人从零开始。之后两年时间里，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努力，目标一致，内向的朱一龙也开始密集地见组见人，寻找机会和各种可能性。
再度合作，李婵觉得朱一龙成长了，褪去毕业时的青涩，成为有主见的演员，在戏的选择上，开始有了自己的坚持。尽管仍然不愿太过表现，但几年积累带来的好处是，朱一龙越过了在人堆里自我推销的门槛，可以直接和导演、制片人聊角色了。
在朱一龙的回忆中，那两年里，他“非常激烈”地争取每一个角色，具体做法是，认真对待每一次试镜，以及在导演不再联系他之后，发一条信息过去，表达对角色的理解和热爱。
这条信息要花上一整天的时间编辑，朱—龙描述这种局促，“我从早上发第一句话——导演，你好。其实心里想，怎么还能更委婉一点，更诚恳一点，攻击性别太强，或者说表现得别太急切。”最终下定决心摁下“发送”，如果对方不回，他对角色的争取也就走到尽头，坚决不会再打电话，这是自尊允许他做到的最大程度。
朱一龙最终争取到了在《芈月传》中饰演赢稷的角色，拍摄档期刚好和《新萧十一郎》冲突。好不容易得到机会的他，开始有生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轧戏。
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里，他每天早上起来，在横店拍《新萧十一郎》，拍到凌晨一两点结束，和弟弟开着租来的商务车去象山，每天在横店和象山间往返。单程四个小时的车程，弟弟困得不行了，就换朱一龙开一会儿，更多的时候，他就在车上背词。到了象山，已经天明，他直接去早餐店吃早餐，热乎乎吃饱了，洗把脸，化完妆之后直接去拍。
《芈月传》的导演郑晓龙完全没有看出朱一龙的疲惫，他只记得对方很有自己的想法，而且敢于表达，“通常年轻演员是导演说什么就是什么，但他有自己的看法，我挺喜欢这类演员的。”
更多的时候，朱一龙是“陪跑”的那个。整个2016年，他参加了好几部大制作电视剧的选角，因为一些阴差阳错的原因，最终没能实现合作。那是他和李婵记忆中最坎坷的一年，两人甚至想去找座寺庙拜一拜。除了运气的欠缺，之前拍摄的电视剧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负累。一位知名制片人坦率地告诉他，不选他的原因，是因为看了他之前演的角色，“不是我们要的那种气质。”回忆起这事，朱一龙的语调听不出有什么波动，他只是摘下了头上的鸭舌帽，放在手里扭着：“就是之前拍了那么多戏，一部作品都没有被认可。”
他没跟制片人做过多的解释：“就算我把从开始拍戏的经历全说给他，他也不会认同，只有当你走在他的戏里面，站在镜头前的时候，你表演出来东西他认可了，那比你说再多话都有用。”他说从那时起，自己心里就“铆着劲儿”。后来，他真的有了和这位制片人合作的机会，对方夸他的戏和以前比起来进步很大，他心里清楚，本质上并没有变化，只是遇到了对的团队。他还是没有解释，因为并不为之前的选择后悔：“没有这些作品，那时你拍什么？有了这些作品，才有机会让对方看到，有机会让对方说你不行。“
演员得焦虑
朱一龙对命运有种暧昧的相信，在《人物》的采访中，他几次提到人物传记对自己的影响。他从小爱看名人故事，贝多芬、爱因斯坦，尽管有些故事后来被证明是假的，他并不在意，依然对传奇的人生充满好奇。
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流行很酷的装扮，朱一龙也烫了锡纸烫，买了一条喇叭裤，和一群看起来很拉风的人一起在街上走。“走着走着你就发现那不是自己，你不喜欢这个。”朱一龙的叛逆期迅速而平稳地过去，他认为是人物传记让自己很早就知道了什么是对的。
另一个影响是，他很小就知道了人生是怎么一回事，“好像和传记里写的差不多，大家的人生逻辑好像都是在一个关键节点突然一下出个什么事情，导致你怎么怎么样。”而且所谓起落，都是后来书写的人去总结赋予的，当下的人，“落的时候都没有觉得自己很失落”。
他相信命运在暗中安排了一切，所有的经历，所有的情绪，都是对表演的一种丰富。比如改变命运的《镇魂》到来时，他起初是抗拒的，和李婵在角色选择上产生了分歧。他当时更想演赵云澜，觉得这个人物洒脱，但李婵认为，另一个角色沈巍更适合他，她相信他可以很好地完成一人分饰三角，给观众不一样的体验。
在关于角色选择的那场博弈里，李婵接到朱一龙的电话，是用严肃的语气问她：“我们确定要接《镇魂》了吗？”李婵察觉到他的不同寻常，也清楚他心里存在一些顾虑，但还是坚定地说了“是”，然后开始等待朱一龙讲出说服她的理由。结果电话那头说，“那我就开始看剧本了。”相识十几年，她习惯了这样的朱一龙，在一项工作开始之前，他会犹豫、会纠结，有很多考量，但一旦确定了，他就会付出百分之一百的精力。
这种认真渗透在每个细节里。封面拍摄当天，《人物》邀请朱一龙录一段视频，从午饭后化妆开始，朱一龙一直在熟悉台本。下午的拍摄接近尾声，工作人员提醒时间，因为晚上还要赶别的行程，朱一龙却很耿直地指出，刚才的视频是不是漏了一句没有录。
《镇魂》之后走红，更像是命运对朱一龙这种态度的褒赏，他成为2018年最耀眼的一个演员。这一年也被称作“偶像元年”，除了综艺节目批量造星，“朱一龙”也成了和“男团”、“女团”并列的另一个关键词。那个6月至7月之间，他的热度持续上升，连续29天蝉联艺人新媒体指数第一名。流量史上的奇迹仍在继续，2019年第一季度，艾曼数据统计的中国娱乐指数显示，朱一龙在商业价值、活跃粉丝榜单上都名列第一，全网热议榜排第二位。
但去年夏天，开着弹幕看《镇魂》播出的朱一龙漏掉了自己走红的讯息。弹幕和微博留言增多，没有被他视为红的标志，他说自己早年也有过类似的经历，电视剧播出的时候，讨论度比较高，播完了，一切回到原点。
他把这视为行业规律：“我一直觉得，一个演员要火，它不是单纯的，需要很多东西去辅佐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不去做这些附加的事情，戏讨论过了，大家喜欢完了，过段时间这些火就没有了，就该下一部戏了。”
但这一次的红来得更迅猛和持久。2018年7月去长沙录制《快乐大本营》。出发之前，李婵建议在机场安排安保，朱一龙认为没有必要，“没人认识我。”在机场，他被粉丝们困住了。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突出重围后，朱一龙看起来很淡定，李婵觉得，他其实是“还没反应过来”。直到节目录完，湖南卫视门口的粉丝仍不肯散去，一起唱着《镇魂》的主题歌《时间飞行》，朱一龙和白*商量，出去给粉丝鞠个躬。“回来之后他就跟我说，婵姐我想滴一下眼药水。”李婵告诉《人物》，她明白他其实是感动了。
“突然红起来是什么感受？”朱一龙绞着手回答：“就是感觉有一堆人，特别真心特别真诚地在支持你，喜欢你演的东西……原来一直想象过，也看过别人这样，但真正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就是还挺感人的。”
但很快，朱一龙发现自己对红这件事有些误解：“我以为从此会被当做一个成熟演员对待，但其实很多片方还是会把你放在流量那一波。”那时他已经进入剧组拍戏，每天下了戏，都有人带着剧本在酒店等他。
工作团队也接到很多影视剧的邀约。他和团队反复斟酌后，选择了《镇魂》开播之前就接洽过的《盗墓笔记·重启》，是从未尝试过的题材，也符合他当下的心境。
他说享受现在的状态，因为他拥有了更多选择，可以去争取想演的角色。但越是这样，他越不想保守，特别想“趁这个机会，遇到想拍的作品，花时间去拼一下”。流量之外，他在心里构建了更加清晰的坐标，33岁的韩国影帝刘亚仁是他最欣赏的演员。他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有些严厉地说：“看看人家演的电影，跟你年龄不会差距太大，但他在干什么？你在干什么？怎么会觉得自己还不错？”
他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焦虑，觉得作品与声名并不匹配。和外界对他十年蛰伏的惋惜不同，他反倒希望名气能晚一点到来。关于表演，他有很多设想和追求，希望机会到来的时候，自己能接得住。“每次我做什么事情很艰难的时候，我就在想，时间太短了，什么都还没准备好。”他低头想了想，又补充说，“但可能什么时候，都准备不好。”
塑造角色需要时间，朱一龙想要做一个有作品留下的演员，但同时作为时下最火热的明星，他也敬业地遵守着这个游戏的规则。他开始逐渐习惯这样的生活，并且找到方式共处。
近几年的晚上，他会躺在床上，听着纪录片里浑厚的男中音入睡，“有几个瞬间就觉得你自己游离在当下的所有事情之外了，就不觉得当下是个什么，或者很辛苦、很难熬。”
导演危笑觉得，朱一龙是一个心里始终有“自留地”的演员。这样的演员，很难会迷失。去年，他们俩在综艺节目《幻乐之城》里合作了一个音乐剧作品《丑》，在见到朱一龙之前，危笑就认定他会有创作空间，“他的眼睛里有叙事感。”
合作的时候，朱一龙提出了小丑的意象。他特别喜欢小丑妆，喜剧的悲凉感和忧伤，让他觉得特别感染。另一个原因是希斯·莱杰曾饰演的小丑让他惊叹，他至今记得，很早以前，分别看完《断背山》和《蝙蝠侠：黑暗骑士》后，得知两部戏是同一个人演的，当时就“疯了”。他第一次发觉，表演竟然还能这样，这个难得的自由创作机会，他想向演员希斯·莱杰致敬。
在两次共计6个小时的采访里，能够很强烈地感受到朱一龙的聪明和谨慎。他思维敏捷，能够在说话间迅速评估表达内容可能带来的影响。可贵的是，他并没有以此去逃避或稀释问题，当他遇到想要保留的内容，会努力说一些，然后真诚地笑：“真不能多了。”并礼貌地解释不能多说的原因。这位优雅踱步的绅士，只遵循自己的节奏突围。
这一天的采访在日落时分结束，马上要前往下一个行程，但朱一龙一直惦记着那辆单车。工作一结束，他不顾周围人的呼喊，跳上角落那辆单车，使劲蹬几下上了坡，再从人群中飞驰而过，穿过一扇狭小的铁门，不见了。
谈成长
P：小时候有过什么特别让你害怕的记忆吗？
Z：除了怕黑以外，就没有什么怕的，小时候不敢自己上楼，因为武汉那种老房子，是苏联建的那种楼，三四层，特别吓人，里面那个光不是特别透，楼道里也没有灯，每次我都是喊着唱着歌往上跑。有一次过年我妈非让我下去买桶可乐，大可乐,我特别小,我就跑下去买,买完就抱 着可乐上楼，一边喊一边往上跑，一脚就踩在流浪汉身上，那人还叫了一声，给我吓的，扭头就跑。
P：你说过小时候爸妈不常在身边，有过责怪他们的想法吗？
Z：没有，我从小好像就是一个不太抱怨、报喜不报忧的人。我爸妈他们到北京到得早，我爸先下海，我妈就毅然决然地跟我爸走了，我就在武汉相对比较稳定地上学。我姥姥、姥爷带我，我爸妈每天都会给我打电话，有时候礼拜天就会让我去北京一趟，然后再回来。六七岁的时候，我一个人坐飞机去，挂一个无人看管儿童的牌子，上面还画着两只大熊猫。我当时就觉得空姐特别高大,领着我上飞机,然 后下飞机。
P：那么小一个人坐飞机去北京，爸妈会放心吗？
Z：我妈不会，但我爸是觉得，你小时候经历不了一些事，以后可能也没啥用。他给我灌输的理念是， 18岁之后，你的经济要独立，在这之前，我尽到一位父亲该尽的义务，你需要什么，我都尽量给你最好的，但这之后，请你靠自己。所以我从小就会有一点这方面的压迫感，电影学院上到大三，我就出来拍戏，其实有这个原因在里面，一是说我想锻炼自己，二是我不想再花家人的钱，经济独立才能人格独立。
P：你的家境不错，如果经济上不这样要求自己，其实也是可以的。
Z：但你得真的相信你要相信的事，包括表演也是一样，不能假设，如果说你当它是真的，或者说假设它是真的，你的专注度会不一样。那时虽然拿的不多，但自己养活自己肯定是够了。又能拍戏，还能养活自己，我觉得是挺神奇的一件事。所以，要想支撑自己走下去，一定得首先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
P：去年6月《镇魂》播出后，你真正红了，觉得自己跟之前相比有什么变化吗？
Z：周围好多人会问我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没什么变化。每天做的事相对比较单纯，当演员，这一点是比较好的，要面对的就是自己感兴趣的那点事，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除了创作本身我觉得复杂外，其它都没什么，我遇到的难题，只在表演本身。
P：那除了剧本，你平时喜欢看什么书？
Z：我从小就喜欢看人物传记，看贝多芬，爱因斯坦，各种人物传记。虽然我后来知道好多都是假的，都是杜撰的，但还是很爱看，对于传奇色彩的人生就特别好奇。我还喜欢看采访，因为我觉得从采访里面才能知道这个人他真实的感觉是什么样。
P：那你觉得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很多人说你在现实生活中不是一个很能打开自己的人，你认同吗？
Z：其实就是解放天性的一个问题。直到现在，在非表演状态下，我还是没法完全解放天性。除非是真正的表演状态，我进入了这个人物，才能真正解放天性。我没法像很多人一样，特别放得开，不管在什么环境下，都有表演欲望，喜欢讲段子，给大家看好玩的东西，不断地在跟周围的人表演。在生活中，我是不太行的，一旦进入一个陌生环境，人一多，我就紧张，不是害怕，也不是社交恐惧症，都不是，就是觉得大家都看我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点那个感觉。
谈演戏
P：最早怎么想到要做演员这行的？
Z：应该说我妈的影响很大，她自己喜欢表演，年轻时就想当演员，但那时成为演员的途径和机会很少。而我在高中时期是很迷茫的，心智也不是很成熟，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想做什么，更没什么关于人生的规划。我妈就希望我能去报考北京电影学院，去北京，做演员。我记得一个暑假，她看到报纸上有广告拍摄的信息，就让我周末特地从武汉飞到北京去试镜，还特意给我买了两套衣服，最后拍完广告，我拿到了300块钱，但其实中间的花费早就超过这个数目了，我妈就觉得，钱不重要，出来看看，体验一下，挺好的。
P：当时你对表演这件事不是很感兴趣？
Z：是的，虽然考进了北京电影学院，但我自己很困惑，因为在当时那些考生里，我有口音，应该说挺严重，别人的那些技能，眼花缭乱的，民族舞、唱歌、小品，我也没什么特长。后来我真问过当时的班主任崔新琴老师，为什么会选我。她说，因为你什么都不会，是一张白纸，没什么坏毛病，特别好教。
P：但你还是接受了学习表演这件事？
Z：我不是一个会特别消极逃避问题的人，如果命运安排到了这个问题，我会尽量想办法去解决，不会躲起来。我觉得人生可能就是这样。
P：那后来真正喜欢上表演的转折点是什么？
Z：也得感谢崔老师了。我觉得自己当时对这个行业并不感兴趣的原因，一是不了解，二是不自信。因为不了解它，不知道做了之后，能不能做好，因为不自信，不愿意特别去展现自己。但第一次期中考试的时候，崔老师对我的作业给了很高的评价，我至今也不知道为什么，她就说那个特别好。
P：你交了一份什么样的作业？演了一个什么角色？
Z：是一个无实物表演，叫《等待》。我记得不能说台词，得演出来你在干嘛。我想象着自己拿着两个冰淇淋，看到舞台中央摆着一张长条凳，很高兴地坐了过去。坐那儿之后就开始等，等一会就看看表，看了好几次。天气热，冰淇淋开始融化，滴哒哒掉下来，滴在身上，我去擦，后来滴在手上，我就去舔。等这些都演完了，我等的人还没到，我就很失落地走了。表演结束后，崔老师就一直夸，夸了好久。
P：对你来说，这是一次很重要的鼓励吗？
Z：我突然发现，哎，表演好像没这么难，那个时候，感觉自己找到了一个支点——如果我就这么去演的话，可能老师会喜欢，那既然老师会喜欢，这可能是一个正确的点。就从一个最浅的点开始往里走，慢慢越来越自信。有段时间，就疯狂地开始自己写东西，写剧本，改编影视剧，改完了在舞台上呈现。那段时间就特别投入演戏这件事，一直持续到大二、大三两年，都是这样。
P：除了这些，大学里让你觉得有收获的还有哪些经历？
Z：现在回想，那是挺重要的一段时光。电影学院安排宿舍是按姓氏字母排列的，我是表演系最后一个，落单了，和导演系的学生住在了一起。刚开始我还挺郁闷，后来才发现，真有意思。导演系的人都不是一般人，白天睡觉，晚上不睡，拉片，拉那种很长的文艺片，或者老电影，七八个小时，一帧一帧地拉，反复看，分析好在哪里，一部片子，要拉半个月左右。晚上回去我睡不着，就躺在床上，跟他们—块拉片，《欲望号街车》《愤怒的公牛》《出租车司机》，然后聊他们学的东西，就是那个时候，我接触了很多其实平时根本不会看的电影。
P：这对你之后进入这个行业有不一样的帮助吗？
Z：就太有意思了，因为这跟我在表演系接触到的完全不一样。我和周围的同学们每天要上台词课、表演课、声乐课、形体课，都在研究角色，琢磨表演，是没有时间去一帧一帧拉片的。那时我们表演系每天早晨6点还要出晨功，导演系的哥们儿每天都在跟我抱怨，你一早起床我们也忍了，但你早上出晨功声音能不能稍微小一点。后来等大三他们听不到这些声音，还不习惯了。
P：毕业时你签了一家公司去拍数字电影，后来一拍就是好几年，但这些电影很难有很多观众，为什么会做这样一个选择？
Z：那时周围会有人劝我说可以等等，再看看别的机会，但我觉得，这么等下去太不靠谱了，我自己心都虚。我相信练习，而不是等待。那时看香港演员，很多都是从TVB的小角色做起，像训练班一样的拍戏过程中，不抛弃自己对于表演的热爱，不断地丰满自己。再遇到好导演的时候，他才是现在的周润发，现在的张国荣，现在的梁朝伟。他不是一开始突然遇到了好导演，成为了好演员，不是这样的。因为遇到了一个对的人，在一个对的创作氛围里，他把自己所有的东西展现出来，找到了一个好的表演方式，成就了他，成就了戏，但他前面所有的这些经历，都是在丰满自己表演方式的一个过程。我不觉得我有什么武器，如果刚毕业时有导演来找我，我只能本色出演，只能被导演挖掘，我觉得自己可能没有这方面的优势。
P：拍了这么多年没有太多人知道的数字电影后，你会有点儿着急吗？希望去拍更知名的戏吗？
Z：会，我就说什么事情都是安排好的，就2016年左右刚刚到了我的疲劳期，我觉得我经验攒够了，不能再继续拍数字电影了，我需要去别的剧组，找别的导演、演员去合作。顺畅日子过得久了，什么事情都好像按部就班和理所当然地进行的时候，我就不行了，那个危机感突然一下就来了，我觉得我可能要完蛋了。但不管事情是变差了还是变好了，只要它一直在变化，我就可以接受。能看见那个地方，能使劲往那跑，哪怕这个过程坎坷一点，我也愿意往那个方向试一下。我觉得自己有点本能，或者是这种命运的敏感度。
P：和刚入行相比，现在你看待演员这个职业会有什么不同？
Z：我后来有时候跳出来看，觉得拍戏确实是一件很难熬的事情。如果你不喜欢拍戏这件事情本身的话，你说怎么熬？不断地学习也很重要。一开始，我演戏特别容易演得很满，设计很多台词、小动作，但后来明白，作为演员，在一部作品里面，你必须完成你的功能。只要出现在镜头前，就必须要完成你的任务，你的角色任务。不是说一场戏你把它做满、做足，一定压过对手，才是好的。在这个角色的功能性之内，把它发挥到极致，就OK了。演员还是得躲在角色背后，你只有在角色背后，才有生活的空间，才能存活下来。演员的个人魅力一旦大于角色，那很可怕，很可怕。
P：有没有想过，如果没做演员，现在可能在干什么？
Z：真的不知道，当律师，还是干别的。有时候我觉得命运就是这样神奇。表演这个事情，就真的是我开始感兴趣之后，沉浸了，也研究出一些东西之后，才慢慢地觉得这个事情越来越有意思。但是不是每个行业都这样，我没有了解，也没有尝试，所以也并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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